中国男篮的起伏与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挑战

(山东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山东济南)

0 前言

2018年亚运会上，中国篮球队夺得四枚金牌，中国男篮红队登顶亚洲之巅，国人为之振奋，篮球热再次达到高潮。然而，在2019年男篮世界杯上，中国队2胜3负，排名第24位，错失直接进军奥运会的机会，中国男篮一度跌入谷底。国际大赛中影响篮球比赛胜负的因素有赛程安排、竞争对手实力等外部环境，而篮球运动员自身的实力则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因素。培养后备人才对于我国篮球事业意义重大，但我国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一直面临学训矛盾、训练管理模式不科学等问题，始终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2020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了“推动学校、各类体校加快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解决运动员退役安置问题、畅通退役运动员进校园当老师的渠道”等指导意见和规划[1]。《意见》的提出，为篮球后备人才培养路径的推进提供了重要指导，是推动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培养优质篮球人才后备力量、增加青少年参与篮球运动的人口基数的重要契机。在我国深化体教融合的历史背景下，我国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发展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我国篮球发展的新时代，仍亟待改革完善篮球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篮球青少年人才培养体系注入新内容，为国家输送高水平竞技人才、增强人才储备。

1、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历史沿革

根据不同的国家政策和历史时期，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分为“体育专业队”培养模式、体教结合模式、专业化模式、社会化模式四种模式[2]。第一种模式是计划经济时期（建国初期至1992年）的“体育专业队”培养模式，这一时期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方式主要依托我国体育体制，该模式在培养目标、训练、竞赛、管理、输送等方面衔接紧密，在人才的纵向输送上相对合理。全国各项竞技体育项目发展迅速，远远超过建国初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科研人员，保证了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家制定了以提高体育水平为目标的“奥运光辉计划”。 各级竞技体校、专业篮球队、业余篮球队制定了“发掘优秀篮球人才，为国家输送优秀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目标，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组织、训练、竞赛管理合理。专业运动队模式在层级目标导向的指导下，对篮球后备人才培养实行集中管理，构建了三级运动训练管理体系和训练网络，即基层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络”体系。这种全国统训模式为我国国家队提供了大批可塑性人才，集人力、财力、物力、信息资源于一体，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政策倾向性[3]。

在竞赛组织方面，青少年篮球比赛有独立的竞赛组织体系，各年龄阶段篮球比赛有序衔接，有利于各级队伍选拔队员，实现人才的纵向输送。体育管理部门权威集中下达指令，建立了初级、中级、高级完整的输送链条。专业运动队模式在横向培养上与纵向输送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如与教育、文化部门对接不顺畅，运动员的继续教育、退役后安置、待遇补贴等问题导致很多有潜力的篮球后备人才缺失。上世纪50年代末，运动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迫使很多优秀篮球运动员离开普通学校，无法继续接受文化课程的学习。转型期的体教融合、职业化、社会化三种模式在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但这三种模式相对独立，未能形成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表1列举了三种培养模式的具体表现。体教融合模式下，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体育后备人才训练基地、体育学院下属竞技体校、高校高水平篮球队、中小学体育专业传统学校、省市体校与重点中学组建的联合队、篮球项目试点学校。学校体系内有大量的篮球后备人才，这些人才可以在学校系统性训练的同时，保证完成学习任务。但体教融合模式存在诸多难点、痛点、瓶颈，难以将高水平篮球人才输送到更高级别的联赛和专业球队，导致人才流失。

职业化模式培养篮球后备人才的主要载体是职业俱乐部，职业俱乐部通过各级体育学校、后备人才训练基地选拔有潜力的年轻球员，与其签订协议后，俱乐部将资助球员的训练、学习、膳食、康复等费用。社会化模式是指企业、社会资本、社会个人等创办的篮球训练机构，有的通过明星代言的方式吸引年轻球员参加训练，如姚明NBA篮球学校、宋晓波篮球俱乐部等篮球训练机构。由于受到诸多因素和条件的限制，以及缺乏职业队的训练资源和学校体系的教育资源优​​势，社会化模式难以培养出高水平的篮球后备人才。

表1 转型期篮球训练模式具体表现

体教结合模式的初衷是“体育智”，“智育体”，但两者的有机结合还是存在“过敏反应”。下属竞技体校、篮球后备人才基地重训练轻文化学习，而将篮球作为优势传统项目的普通学校重课程学习轻训练。“智”的培养和“体”的培养都处于割裂状态。人才输送和升学问题一直得不到妥善解决，极大地挫伤了现代家庭培养篮球运动员的积极性。职业化模式下培养的篮球后备人才早早离开普通学校，但很多球员在二、三青年队训练几年后，没有机会晋升到一线队，不得不在职业生涯结束时退役。社会化模式下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最大矛盾是俱乐部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而体育管理部门要求政绩突出。 在社会化模式下，社会力量为俱乐部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模式内的行政和人事管理应该独立于体育和教育部门的管理，但由于无法解决学历问题、生源供应难、社会化属性过强等问题，社会化模式的发展必须寻求教育部门的支持才能持续下去。

刚刚出台的“体教融合”政策文件再次强调了文化教育在运动员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在“练身体”的同时，更要“养心”，这样未来培养出来的篮球人才既要有过硬的球技，又要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体教融合背景下的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不仅仅是提高篮球运动员的文化知识和篮球水平，而是要在全国青少年中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在构建分层化、网络化、多元化、差异化的青少年体育普及的基础上，整合体育师资、场馆设施、体育赛事、体育社会组织等，夯实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础，拓展培养渠道，补齐短板，真正把体育专业资源融入教育领域[3]。 在体教融合的背景下，整合政策、教育、管理资源，形成多元化的篮球人才培养模式，从而弥补当前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缺陷和不足。

2 当前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2.1 体育、教育部门协同不够

《意见》指出“一体化”和“统筹”的原则，要求体育、教育部门共同推进体教融合。但部分市级教育、体育部门将体育、教育职能割裂，各级篮球比赛经常出现“有组织、没管理”的现象。体育部门往往组织不同级别、不同类别的篮球比赛，赛程紧、比赛周期长，但往往忽视了学期中小学文化课的正常教学和课程安排，使不少学生运动员因备战、比赛而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文化课学习的影响。我国青少年体育赛事分为比赛和项目，各项目单项协会也会举办各年龄段的青少年锦标赛（见图1）。通过文献整合，可以得出，现阶段，我国青少年赛事体系分为教育部门体系和体育部门体系。 两大系统各自举办体育赛事，未能形成完整、一体化、贯通“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的赛事体系和与之相匹配的运动员水平认证审批制度，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5]。

图1 体育和教育系统管理的青少年体育赛事

2.2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与篮球竞赛体制不相适应

我国青少年篮球赛事存在篮球赛制设置与篮球后备人才培养衔接不力、赛事安排分散、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以篮球U系列赛事为例，各省（市、自治区）对U11—U23年龄段的设置不同步，各省（市、自治区）之间无法横向比较同一年龄阶段的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情况，不少地区甚至取消了U系列赛事，对赛事安排打了折扣。过去，我国竞技篮球培养后备人才的体教结合模式、职业模式、社会模式在训练体系内各自为战，导致各类青少年篮球赛事的组织形式五花八门。以表2为例，重点关注青少年时期的赛事，不同组织体系举办的赛事繁杂、数量众多，不利于不同年龄阶段的紧密衔接； 不同城市的队伍参与比赛的机会并不平等，跨城市比赛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支持，很多草根队伍基于投入和回报的考虑，往往只参加一些传统的比赛。

表2 我国各系统青少年篮球比赛概况

2.3篮球后备人才数量较少,人才梯队不完善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国篮球管理中心注册的青少年男篮运动员人数为4600人，其中少年队4072人，青年队528人。截至2018年底，中国篮协注册篮球运动员人数为7535人。2019年，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专访中表示，中国总人口14亿，中国篮协注册后备运动员人数约为1.3万人，日本篮协注册运动员人数为75万人，美国篮协注册运动员人数为2300万人[6]。 2020年，我国教育系统小学至高中阶段青少年总数约1.97亿人，而中国篮协注册运动员人数仅占在校青少年总数的0.00039%。从人口基数上看，我国篮球后备人才的培养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比之下，美国篮球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非偶然，这与其庞大的注册人员基数息息相关[7]。

2.4“学训冲突”导致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成功率低

“学练矛盾”仍是阻碍青少年步入职业篮球道路的主要原因。此外，部分家长的“唯分数论”以及对运动员未来前景的担忧，也进一步压缩了篮球后备人才培养规模。1996年至2016年多个奥运周期，中国男篮全部42名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球员中，有21人来自各级体校及运动队，18人来自俱乐部或俱乐部少年队，3人来自篮球学校，0人来自普通高校。我国篮球后备人才成功率较低。据统计，我国包括各级竞技体校、各类高校、俱乐部少年队在内的二、三线队伍运动员人数约为5.5万人，而CBA和NBL两大男子职业篮球联赛2021-2022赛季注册球员总数为604人。 在我国100所高校中，能进入CBA、WCBA联赛的大学生球员寥寥无几。2015年至2020年，CUBA一、二、三级联赛46所高校共有71名大学生球员报名参加选秀，共有16名大学生球员进入CBA联赛，其中北京大学5人，清华大学2人，太原理工大学2人，西北工业大学、中国民航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山西大学、厦门大学、南昌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各1人[8]。2021年CBA联赛选秀会在青岛举行。 符合条件的球员有87人，被俱乐部选中的球员有30人，包括17名来自国内大学的大学生球员，选秀成功率为19.5%，如表3所示。第23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共有80支注册球队，注册球员约1000人。2021年CBA选秀大会上选入的17名大学生球员是近年来最多的，但相对于CUBA联赛的整体基数，这一比例还是比较低的，间接证明从CUBA平台输送人才到CBA平台仍然是一条比较艰难的道路。

目前，不少家长和学生对体育准入、专业运动队、俱乐部的培养模式持怀疑态度，认为其没有发展前景，甚至有人视其为“不务正业”、“学无止境”。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有一定数量的案例可以证明其存在弊端，不能兼顾自我训练和未来发展；另一方面也与部分家长对新时期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机遇和机会没有充分认识有关。

表 3 2021 年 CBA 联赛大学生新秀

2.5基层教练员培训教学方法不科学

很多基层教练员、体育老师并非专业运动员或篮球运动员，缺乏基本的篮球素养，无法合理安排训练周期和训练计划，也无法帮助球员掌握基本的篮球技战术，无法对6~14岁青少年进行良好的训练和指导，而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正是掌握篮球技术最快的时期，错过了球员训练的最佳时机。科学先进的训练方法和康复方法在学校等篮球基层岗位难以普及。篮球运动员在突发伤病后，往往被劝退，导致大量年轻球员提前退役。篮球运动员伤病后大笔的医疗费用往往由运动员本人家庭和国家医保承担，学校、专业队等训练岗位承担的费用很少，只有少数与专业队或俱乐部签约的球员，才有资格享受集体队提供的医疗保障设施和康复训练。术后康复训练同样重要，不同地区提供的康复训练设施和环境也存在差异。 跨地区的培训、治疗和学习往往会产生巨大的经济费用，一般家庭难以承担[10]。

3.3体教融合背景下促进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策略3.1完善顶层设计,整合教育、体育、社会资源

在创新发展中通过体教融合，迅速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篮球运动具有强大的群众基础，需要篮协等主管部门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带头做好表率、明确方向、梳理问题，做到政策精准落地，有针对性地解决存在的发展问题。巩固《意见》精神在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中的指导作用，解决篮球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11]。有效整合体育系统、教育系统、社会、个人的资源优势，共同推进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体教融合为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重点将竞技人才培养体系纳入我国国民教育体系，形成以各级各类学校、青少年俱乐部为基础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职业”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教育系统、体育系统、社会资源协同发展，形成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为我国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保驾护航。

3.2完善各级篮球竞赛体系，助力俱乐部稳步发展

广泛开展青少年篮球竞赛，形成完备的竞赛体系。《意见》指出竞赛在青少年成长中的重要性，即“竞赛锻炼意志”。体育、教育部门积极完善各级各类青少年体育竞赛，以竞赛为训练，以训练为比赛准备。钟秉枢说：“文件提到，青运会与学生运动会合并，教育部门校际竞赛与体育部门U系列竞赛整合。竞赛体系的变化会带来训练体系的变化，训练体系由原来体育系统与教育系统分离，向二者融合转变。”[12]推动青少年篮球俱乐部发展，鼓励社会、民间组织参与青少年篮球后备人才体系建设。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篮球后备人才建设，助力青少年竞赛创造财政收入，实现竞赛可持续发展。 推动小型篮球赛事、青少年U系列篮球赛事发展，建立多主体联合举办的中国特色篮球赛事体系，从源头上增加篮球人口基数。

3.3 推进篮球专项学校建设，增加篮球后备人才基础

按照“一校一品”“一校多品”的学校体育模式，鼓励各城市中小学、高校申办、推广篮球专项学校，从源头上增加篮球后备人才基地，加快组建高水平篮球队，提高篮球后备人才培养质量。学校体育是体教融合的第一阵地，也是篮球后备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专项学校要建立保障体系，完善规章制度，设立篮球专项资金，确保教学训练正常进行。《意见》表达的核心精神就是把竞技体育的训练方式引入学校体育，形成“学训结合”教学体系，挖掘篮球后备人才潜力。

3.4 缓解“学训矛盾”带来的分离之痛

体教融合的提出有望解决校体分离之痛，青少年运动员只有通过参加比赛，才能找到自身差距、磨练意志、提升技能。鼓励高校积极申报组建高水平运动队，加大高水平运动员的招募力度，在招生层面拓宽青少年运动员的发展路径。赛事组织统一报名，各类协会、学生体协积极配合，拓宽运动员进入高等教育的路径。教育、体育部门制定统一的在校学生运动水平认证标准，为高水平篮球运动员的招生和培养保驾护航。

3.5全面提升教练员水平，保障运动员学习、训练和康复

完善体育系统教练员保障体系，组建教练员、讲师队伍。定期组织基层体育教师、专业青少年队教练员培训学习，开展基本功比赛、教学比赛等，帮助其提升执教能力。定期与篮球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交流，学习先进的体育选拔人才、跨界选拔人才理念。为篮球后备人才提供坚实的后备保障，尽量在医疗康复、训练设施等方面提供最佳待遇和便利条件，为篮球人才康复后归队提供机会，给予充分的信任和观察，在“体教融合”训练过程中体现人情味，防止出现病伤球员被抛弃的情况。

4。结论

《意见》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进入新阶段。篮球作为我国“三大球”运动之一，参与人群广泛，是学校体育的重要载体，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体育强国建设成效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意见》出台、“体教融合”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要把篮球后备人才培养作为抓手，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明确基本认识和实际问题，为我国篮球持续输送高水平、高素质篮球人才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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